文/劉欽安

《燃燒烈愛》為韓國導演李滄東編導作品，劇本改編自村上春樹《燒穀倉》，也參考了William Faulkner的​​Barn Burning。此片獲得第71屆坎城影展費比西競賽單元獎項，也被提名該年金棕櫚獎。故事主角延續李滄東所關注的韓國社會「小人物」，以主角李鍾秀映射韓國社會當代年輕人所面臨的失業與貧富差距問題，延伸至對於人生的空虛與無法被滿足的飢渴。劇本改編自小說，本部電影亦有村上濃厚的文學性，以及在小說中常出現的戲劇表演元素。導演以「撥橘子」表演將現象學的意涵十分具象的表示，也串連了後續的元素，渺茫之中抓到命運的實體。

電影從人物設定與畫面構圖中處處呈現貧富的對比。貧困而壓抑的小說家-李鍾秀-代表疏離與無力的年輕世代；行事自由不羈卻受困於金錢的海美-代表矛盾於理想與現實的年輕世代；崇尚儀式感的玩味富二代-Ben-代表金錢資本具有壓迫力的光明。其中一場戲，鍾秀追蹤著Ben來到山頂的湖泊上，壓抑疲累的鍾秀追著Ben以為能找到海美的蹤跡，而Ben則是來到山頂湖泊散心。兩人之中隔著一輛高級轎車。在一顆大遠景的鏡頭，獨有兩人的景框，喘著氣的鍾秀與心曠神怡的Ben對比出階級，以及飢渴與飢餓的差別。

根據海美後段在劇情的神秘消失事件來看，這個角色周旋於兩個極端的男性角色之中，隱喻著鐘秀想要卻不可得的慾望，也隱喻Ben還是需要透過他人來填補自己的生命空虛。於是海美給予了李鍾秀毀滅Ben的動能，從慾望的產生，憤恨自身的慾望，到彌補自身的慾望完成階級的反抗，海美成為了一座溫室，是鐘秀生存的意義，也只是Ben儀式的過程。

存在主義反對客觀的知識，只有本身的存在才是唯一的真實。李鍾秀在電影的歷程裡遇到了許多介於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的物質與回憶，例如海美家中未曾出現的貓，回憶中的那口井，就連在電影的尾聲，海美真實存在的消失，與所有與她有關人的不過問則造就了「海美真的存在嗎？」這樣的疑問，電影也從寫實的基調發展出了村上文本中獨有的神秘懸疑氛圍。

而現象學的理念也藉由電影媒介曖昧的語言在《燃燒烈愛》中呈現出「意識經驗」的概念，如同電影中的井，在海美與鍾秀媽媽的敘述中存在，在鄰居與海美媽媽的敘述中不存在。而從電影的角色分類來看，海美與鍾秀媽媽都擁有那口井的回憶，而這兩個角色又都是與鍾秀有著慾望的影響相關。井的本身也藉此從物質變成一種隱喻。

燃燒的本質為毀滅與新生，燃燒物質，化為能量。這個過程本身是對應在鍾秀與Ben的行為，Ben藉由燃燒溫室（隱喻殺害女性，或是單純的破壞）讓自己得到心靈的平靜與補充，更是他尋找人生意義的手段。而鍾秀的火焰意旨在淨化，始於憤怒，結局則是淨化自我的內心。但回扣電影裡壓抑極端的社會之下，憤怒過後的新生該去往哪裏？

又是一個永遠找不到問題的答案，藉由毀滅結束，但其實答案導演早已在「撥橘子」的戲劇中告訴我們，不需要去尋找存在，而是要遺忘不存在。鍾秀尋找貓咪、海美，水井的這些行為，其實與我們的觀影體驗十分類似，但遺忘他們的不存在，才能讓隱喻浮出水面，鉛華過後，我們記得的會是慾望、自由、飢渴、意義。

電影的最後一場，鍾秀殺了Ben，殺的動作將兩人緊密的連結，擁抱，相貼。好似兩個階級達成了一種理解,像是《牯嶺街殺人事件》的手法。兩人對於生命的追尋是同一個議題，但在社會的層面上形成了互相壓制的局面。鍾秀、Ben是社會階級的隱喻，而海美才是深藏的那個自我的隱喻，也是導演在全片絕望無奈的氛圍中呈現出勇敢的鼓勵。如同鍾秀問海美「為何不問他問題是啥？」海美則回答「問題一直都在」，如果將人們分為處在問題之中的人，與解決問題的人，海美則是後者，但也註定了她有著別樣的苦痛。

作為呈現當代青年處境的電影，《燃燒烈愛》擁有非常多面向的解構性質，作為觀眾的我們，可以選擇相信某些存在，某些不存在，相信最後的火焰燃盡了一切，也可以相信那只是，終於誕生的小說。但回歸主體，存在與不存在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與隱喻。我們從不會去計較劇情片中的故事真偽，但在觀影的過程我們也完成了心靈的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