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欽安

《美國女孩》是一部敘事十分清晰，在共感層級十分強大的電影。雖不及高製作費大片所帶來的場景震撼與技術實力，但在人心的靠近上絕對是2021 臺灣製作中的最佳，也在58屆金馬中收穫多項入圍。故事講述臺灣母親因病從美國回臺，帶著兩個女兒與在臺的父親一起生活的故事，從母親的癌症出發牽動父親的生活壓力，女兒的適應問題，將家庭的日常相處與情感衝突呈現在螢幕上。劇情整體結構並不龐大，但人性的呈現在故事中十分寫實，使得事件的發生能夠自然的被觀眾接受，在一眾典型家庭戲劇中顯得真實清新。每一事件很好的扣合演員的表演，雖然我們是家庭的旁觀者，情緒卻依舊被牽動的徹底。

本部片的演員雖以素人居多，卻全無演戲的生澀。中英雙語的切換使用，以及家景的高度還原，將時代下的人物刻畫的真實且深刻，營造出「演員本人即是角色」的層次。而在家庭之外，恰到好處的時間線留白與演員的配合，也讓觀眾可以自主銜接中間的時序，加入自己的想像使得角色更為真實。

片中的主線跟著姐姐芳儀, 外界的事件變化持續發生，觀眾則藉由姐姐的改變與反應去理解家庭成員各自的苦痛，以及臺灣當時外界的改變，電影具有一定的紀實性，同時也能看見成長議題的呈現。芳儀的中文能力雖然不是很好，然而這卻在影像調度上給了她很大的表情表演空間。不羈、叛逆、自由、脆弱、傲氣這些情緒表演，在固定的側臉鏡頭裡拉開角色的張力。相較之下，家庭的母親以她精湛的肢體表演配合全片的特寫鏡頭，將觀眾對於疼痛與哭泣的共感提升。母親接受化療時呈現的驚慌與懼怕，藉由脖子的肢體表演與眼神表現，讓觀眾似乎能感受到同等的痛苦。

電影的前幾個場次藉由使用電腦的不便，精準的將觀眾帶往那個時代，以及呼應回憶。在陸的臺商爸爸，在美國的媽媽，行事自由的女孩，我們的記憶中也總有著這樣一位特別的「美國女孩」。片中為人所記憶的墊腳石場景，搭配周杰倫音樂也喚起集體的時代回憶，如同中生代耳中的鄧麗君，新生代的記憶中也同樣充斥著周杰倫。

電影中的拍攝場景之一「Swensen's双聖美式餐飲」，也同樣代表著，那個時代下臺灣人對於美國的想像。母親角色也在場景中，找回了些許自己所嚮往的自由。母親與女兒同樣的經歷著家庭與自由之間的拉扯。這場戲也為這個家庭的理解與互相同理埋下伏筆。觀眾能在這時體會到「母親」也可以是一個因為甜食而喜悅的「女生」，超脫電影的範疇，這樣的場次也是編導對於自身母親的一個理解。

美國、白馬、網路世界，這些元素在電影中都有著象徵自由的意涵，對於芳儀來說，都是曾經擁有的東西，而臺灣、家庭、學校生活是對立面的現實元素。芳儀在電影中用盡力量想要留住已然逝去的東西與象徵，卻仍然無法抵禦現實的變遷。變的是母親、是父親，是身處的環境，但在這些背後的是，社會在經濟衰退與病毒摧殘下對於美好幻想的破滅。電影攝影機的淺景深，長焦構圖讓我們聚焦在女孩的家庭。電影後段敘述父親的經濟與SARS議題時拉開的那一些距離，則讓社會的變遷慢慢進入觀眾的視野。在現實裡跌倒後，再站起來就是成長。成長也從來不僅限於青少年，人生在世，父母也是第一次成為父母，也是在經歷相處熟悉後，才能懂得如何好好愛人。

家庭戲劇的精彩除了成長議題之外，因為血緣跟共處一室的關係也有著其魅力，將各自人生中的議題帶至同一場域，彼此的互相影響也許造成更大的衝突，也許讓事件出現轉機得以讓受傷的人痊癒。無論是何種，都充滿著戲劇的美學。我們也總是

不小心的做著傷害彼此的事，卻又深愛著對方，而唯一的解方，電影也說得十分清楚，那就是面對心底的愛。

電影的結局，圍繞在SARS 事件的收尾，但SARS 事件的拍攝手法，在空間以及場景設計並未能展現出城市與時代的背景，使得高潮點對於觀眾造成的壓力感與角色的部分產生了落差。於是片尾的「妹妹回家，懸著心輕輕放下」這樣的靈巧設計，反而給觀眾的感受是突然與錯愕。其實在家長會的事件中，芳儀與母親的劇情設計，已然讓美國女孩有所成長，完成了她在大家青春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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